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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社长、专员?他们更想做诗人(组图)

  斯洛文尼亚人托马斯·萨拉蒙当过外交官,巴西人雷寄思·邦维希诺现在是圣保罗市劳工法院的官,台湾人罗智成当过台北新闻处长,三个月前刚被任命为中央通讯社社长

  斯洛文尼亚人托马斯·萨拉蒙当过外交官,巴西人雷寄思·邦维希诺现在是圣保罗市劳工法院的官,台湾人罗智成当过台北新闻处长,三个月前刚被任命为中央通讯社社长。虽然身处最主流的美国,但保罗·穆尔顿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尔兰诗人,保持一种边缘姿态。

  2011年11月9日到13日举办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有来自美国、日本、德国、墨西哥、土耳其、巴西、爱尔兰等地的诗人来此聚会。除了参与论坛、诗歌朗诵、与中学生交流外,每个诗人还得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为他们个人出版的一册诗集,以中文、英文以及他们的诗歌母语对照。

  邦维希诺、萨拉蒙和罗智成都是亲历了东西方冷战和社会转型的诗人。巴西是从军人独裁政权向民主化转型,斯洛文尼亚是从苏东体制向民主化转型,台湾则是从威权政治向民主化转型。当然,他们都不是职业诗人。

  相比来自更稳定环境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往往质地更好,更有深度。诗歌节的组织者、诗人北岛也认同这一点,“美国稍微出了一点名的诗人都被大学收编,变成中产阶级教授,这从根本对美国诗歌上是很大的威胁。”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外在痛苦和内在痛苦与诗人的写作都有一定的关系。”

  一句线日上午,在北岛给诗歌节租的宾馆房间里,穆尔顿坐了两分钟居然在椅子上睡着了。他在倒时差。

  穆尔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是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获得过普利策诗歌奖、艾略特诗歌奖等各大诗歌奖。毫无疑问,拥有这些光环之中一个的诗人,就算成绩不菲,而保罗几乎囊括所有诗歌的荣誉。

  穆尔顿曾做过13年BBC的记者和制片人,他最早制作的影像之一,是关于贝尔法斯特(Belfast北爱尔兰首府)的华裔社区,居民大多来自香港。新闻和纪录片制作的工作影响到他写诗的风格:像一个建筑师或工程师一样精确地对待写作,一行一行,一步一步,有条不紊。

  1987年移居美国后,穆尔顿做了多年的《纽约客》诗歌编辑。作为编辑,他选择诗歌的准则是:一首诗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

  “原来有一种叫《纽约客》的诗歌,但现在没有。”穆尔顿说。每期发表两首诗,一年发表一百首诗歌的样子,那是很小的数目。不论诗作者是否著名。“短诗也好,政治讽刺诗也好,甚至是一些漂亮的警句也好,我看的只是,诗歌是否改变我?”

  穆尔顿年轻时是一个摇滚歌手,想成为像甲壳虫乐队那样的音乐人,但是没有做成。就像打高尔夫一样,是个爱好。这多少是个秘密。

  “我一直对诗歌与歌曲的关系感兴趣。但我不认为我会成为歌手,我不认为我会长大。作曲仅仅是个爱好,但还是花掉我一辈子的时间。”穆尔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些作曲家把他的诗歌变成歌。

  穆尔顿同时持爱尔兰、英国和美国三个护照,只是方便在机场排最短的队,穆尔顿认为,人能够同时有几个身份。人不要成为一个东西(即一个民族身份),人可以成为几个东西。不管我们的民族身份,我都是很多“东西”,比方说我们是兄弟、父亲、儿子等等。

  穆尔顿身上也有一部分东亚人血统,他的一个祖先是东亚人。因此他对“人只能有一个身份”这种想法并不感兴趣,“我们都不是一个身份,我们来自广大的一系列的东西(即身份),而且我应该尊重这个(多元性)。”

  他在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家庭长大。“我与国家的关系跟别人不太一样。我说英国的语言,但我不是英国人。我的母语是爱尔兰的英语,叫hyberno-English,是英语的方言。但我也在美国住,因此我也说美式英语和用美式英语写作。其实,我不确定哪种语言算是我的母语。我从来没有在语言中有舒服感。这是我写作的原因之一。”

  保罗用很长时间写一个句子。他写作的速度很慢,一句话也不随意写。他也并不着急。“我认为,你在写诗这个行业常常会很短,你可以花不少时间抓住最好的表达方式;目的就是让读者以为你没花多少时间。”

  谢默斯·希尼是穆尔顿的老师。“叶芝也是我的老师,我从青少年以来看他的诗歌。还有乔伊斯、贝克特、斯威夫特、奥斯卡·王尔德、马克·吐温……”

  穆尔顿为自己找到的范本是同胞爱尔兰作家詹姆士·乔伊斯,有时候,乔伊斯一天只写一句话。

  穆尔顿对诗歌的主题不感兴趣。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一个东西可以当成诗歌的话题,比如说,可以写一首关于这个瓶子的诗,或者这个花朵,等等。

  尽管如此,他认为,诗人要写有意义的事。什么是有意义的事?穆尔顿说他在诗歌中寻找一个东西,“读一首诗歌,进入时你是一个人,离开时你是另一个人”。当然这是在理想的情况下,不是每首诗都能实现,“但一首诗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

  他受意象主义者影响很大,有点像庞德这些人,他们同时对中国传统的诗歌和日本的诗歌很感兴趣。保罗对禅宗佛教感兴趣,他也写很多英语版本的俳句。他的诗歌都很短,“我的诗歌不超过它应有的长度”。

  雷寄思·邦维希诺是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市劳工法院的官,派头也像。他的诗歌记录圣保罗贫民窟、乞丐甚至地下排水管道里老鼠的生活。

  他有点笨拙地抱着他一岁多的女儿。他和前后两任妻子一共生了四个小孩。1989年当了法官,说是“告别了年轻时的疯狂”,得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养家。之前,他在报社和企业都干过。

  尽管在巴西社会里,人们对诗人抱有偏见,常常带有贬义地把诗人当成疯子或不切实际的幻想家,邦维希诺说他还是愿意当个诗人。1962年,他才7岁就开始写诗。年轻时受到巴西具体主义和热带主义诗歌的影响,跟前辈坎波斯、卡布拉尔、内托等诗人打得火热,后来逐渐知道要走自己的道路。

  在法学院读书的时候,他曾加入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左翼团体,反对当时的军人独裁政权。

  “那时我是一个战士。”邦维希诺颇为自豪。当然不是用枪杆子作战,战斗形式是写文章、写诗歌、参加集会和游行,“非常疯狂的时期”。独裁政权使巴西社会变得令人窒息,没有民主空气。拉丁美洲被冷战弄得四分五裂,有的国家依附苏联,有的依附德国社会,有的依附美国,有的依附中国。巴西独裁政权亲美,算是美国的拉丁美洲后院,苏联要在古巴设导弹基地,美国感到危机,把拉美后院控制得更加严格。

  1985年,巴西军人政权倒台。接下来的改革、柏林墙倒塌等一系列事件,使巴西进入民主化时期。作为法官,邦维希诺每天都接触到一些人权事件,法制仍然不完善,但他感到社会方向是正确的。“民主肯定是个好东西。”邦维希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随着民主转型,巴西成为全球最有潜力的国家之一,圣保罗也成为全球最大都市之一。邦维希诺的诗歌转向描绘都市病以及贫富不均等社会不公,用张力十足的语言,“对圣保罗进行了反乌托邦式的刻画”。

  “我写每天的生活,我写工作里、回家路上、窗外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具体场景。虚幻、抽象的东西,我不写。”邦维希诺说。

  每天处理民事和商业案件,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让他感到人类生存的艰难,看到人性残酷的一面。他说自己选择了世界上最艰难的两个事业,做个好诗人和好法官都带不来财富。2亿人口的巴西有1.7万名法官,人数不多,当法官可以活得有尊严,但不会发大财。“法官追求社会公正,诗歌追求词语的公正、精确,每个词都应该是完美的。从法律上说,诗人在赋予每个词应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

  由于巴西的复杂性,执行法律也挺难,受各种矛盾的制约,比如“走后门”。来香港的路上,邦维希诺在伦敦停留,看到那里人们上街游行抗议大财团,“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这世界肯定会崩溃”。

  托马斯·萨拉蒙在斯洛文尼亚驻纽约领馆当过两年文化专员,后来在纽约大学做富布莱特学者。他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诗歌被翻译成英语,受到美国年青一代诗人的推崇。

  萨拉蒙1941年出生于萨格勒布。他的国家先是受到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殖民统治,后来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南联邦”解体后获得独立,开始了民主化进程。经历了这一切,萨拉蒙现在感到更加自由,但他不认为自己的写作受到太多政治的影响,“我从小就是个自由主义的作家”。

  他没有想到会成为一个诗人。他从5岁开始学钢琴,一直到12岁。在巴黎学医的父亲认为对心脏不好而禁止他练习皮划艇,他便从此拒绝练琴以示抗议。在大学里,有一天他听到有人朗诵斯洛文尼亚著名诗人丹纳·扎伊茨的诗歌,受到触动,从此一发不可收,一年之内写了60首诗歌。

  1964年,在卢布尔雅那的一本油印文化政治刊物《观点》上,萨拉蒙首次发表了自己的诗歌《杜马1964》。因为抨击了“驯化的知识分子”、“官老爷”、“理论家”、“失声的诗人”,这首20行诗受到党报《事业报》的批判,几天后萨拉蒙和另一位作家被逮捕。

  “诗里有一句路易十四式的社会主义。路易十四是法国国王,他曾说:我就是国家!萨拉蒙说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异见分子”,只不过观念不同于当局信条。年轻人因言获罪引发南斯拉夫作家集体抗议,也在西方报纸上一时成了热点。内外舆论压力下,关押5天后萨拉蒙获释,但随后《事业报》社论仍然批判他是“对社会秩序的肆意攻击”。“我只是赶上了斯大林主义的尾巴。”萨拉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斯洛文尼亚在独立前,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有了自由市场。但萨拉蒙也说在“南联邦”时期,没有感到多少民族压迫,这类内容也不曾出现在他的作品里。萨拉蒙第一次访问美国是在1970年,以艺术家而不是诗人的身份。他认为现在资本主义面临一个艰难的时刻,需要更严格的政策来管理市场。他参加过中国大陆举办的帕尔米诗歌节。“1990年的时候美国旧金山有几个很富有的诗人把世界各地的诗人都请过来跟他们交流,现在中国更有这样的能力,中国现在文化、经济方面越来越强大了。”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我的诗没有什么影响,诗歌是从心而生的,不是某种政治言论。” 萨拉蒙说,“文学中痛苦是一个主题。”在东欧国家,诗人的痛苦有时不是社会性的,倒更多地与历史和地缘有关。

  他的父亲曾问他,欧洲的名人中,有哪个是斯洛文尼亚人?他无法回答。他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他最大的焦虑是:“我的国家非常小,语言也小,没有诗歌,我们的语言就会丧失活力,斯洛文尼亚就会成为文化孤儿。”

  萨拉蒙认为即便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诗人和诗歌仍是不可取代的。诗不像画可以作为商品买卖,但人类的感觉需要表现出来,诗歌是最好的媒介。

  在罗智成身上,你很难把诗人和中央通讯社社长这两个身份联系起来。他探讨起诗歌问题来,绝不含糊,不像那种“准诗人”官员。他是对台湾两代诗人都有影响的线年生于台湾,留学美国读哲学博士,1980年代从事新闻。他当过台北市新闻处长,三个月前,他被任命为中央通讯社社长。

  罗智成当社长时,这个有着87年历史的通讯社早已经历改组,从的党营新闻机构变成了公共媒体。台湾过去的广电、出版等新闻法令也已废除,新闻出版行业只受一般法律管辖。罗智成目击了这个变迁的第一现场。

  国际新闻是中央通讯社的强项,派驻记者到世界各地,是台湾其他市场媒体无法比肩的。罗智成说中央社的新闻美学属于“矿泉水新闻”,对政党新闻也持平报道,不加“辅料”和“调味剂”。作为这家法人机构的经营管理者,他几乎不介入采编业务。诗歌节期间某天晚餐时,诗人们跟他开玩笑才得知,罗智成居然不是党员。

  1975年,罗智成20岁的时候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收录了他高中时期的作品。1960、197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蓬勃发展,罗智成认为与政治威权有关,“那时文学的主流是反政治、反世俗和反资产阶级的刻板生活方式的,现代主义文学明摆着是吓死资产阶级的样子”。

  1980年代以后,台湾的现代主义在诗、散文和小说方面都达到成熟。到了1990年代,后现代不仅仅是主张,而且成了社会现象。“以前环境不允许你关心政治,现在是你的主观意见、书写包括生活,都没有了太强烈的政治诉求。台湾快速进入了后现代议题:环保、女性文学、弱势族群、去中心化等等。”

  “有时候,作品的厚度、深度甚至伟大程度,跟你对抗的、想反抗的对象是有关系的。现在找不到一个够巨大的可以对抗的东西了。”写诗40年的罗智成感到,即使在威权时代,台湾个人和政治的关系也不像别的地方“你不理政治,政治来理你”,台湾是“两边互相回避”。和北岛的看法相似,罗智成也认为,这些年欧美社会产生伟大的作品很难,“台湾可能也是这样”。

  就任现职前,罗智成在香港工作过一年,比起来“台湾在价值上跑得快,不像香港在工具理性上那么熟练”。香港因为殖民历史,所以中国文化处于二线年代,台湾是全世界华人中第一线面对现代化、国际化、本土化挑战,唯一用中国文化来思考事情的文化主体,在台湾,好诗歌甚至被印在公共汽车车身上。

  令罗智成怀念的是,在19、20世纪西方横行天下、亚洲积弱之时,反而充满鲁迅等精彩人物。“只有精彩的人才能创造精彩的文化。”他说,“他们人格不向内缩,不放弃求知和关心世界的热忱。”